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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礼乐之兴,肇于此矣——蒙古1252年日月山祭天考
发布日期:2015-09-27 来源:蒙古族文化网 点击:343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马晓林
        传统汉族王朝将祭天作为国家祭祀之首,而蒙古人也将天作为最高信仰。历来史志记载蒙元帝国祭祀制度,无不将1252年(宪宗二年,壬子)日月山祭天作为蒙元帝国郊祀之渊薮,甚至将其视为蒙元一代礼乐制度之肇始。
        蒙古本有祭天之礼,随着汉化程度渐深,蒙元帝国开始逐步实行汉地之郊祀,而真正意义上的郊祀直到元成宗朝才姗姗来迟,上距1252年已半个世纪。见诸史料的1252年日月山祭天,看似明晰,实则疑点重重。最关键的问题,祭天主持者究竟是蒙哥汗还是皇太弟忽必烈,这决定了的这次祭天的性质与规格,而诸史料竟互相龃龉。本论之目的即在于考证此问题,进而探明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真实状况。
一  史料分类与辨析
         关于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史料,可分为三类。
(一)《元史·祭祀志》、《经世大典·礼典》、王袆《日月山祀天颂》
《元史·祭祀志》是学者研究蒙元祭祀最易得之史料,其“郊祀上”条历数累朝沿革,起首云(下划线表示与下引《经世大典》相同者):[①]
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宪宗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其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孙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
        《元史·祭祀志》的主要史源是元文宗时官修之《太常集礼》、《经世大典·礼典》。[②]《太常集礼》已佚,《经世大典·礼典总序》尚存,其“郊祀序”云(下划线表示与上引《元史·祭祀志》相同者,着重号表示与下引《日月山祀天颂》相同者):[③]
        惟天子得祭天,古之制也。我国家建大号以临天下,自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品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率其世职,非此族也,不得与焉。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制者也。有司简牍可知者,宪宗皇帝始拜天于日月山,既而又用孔子孙元措言,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世祖皇帝至于今,制度弥文,而国家之旧礼初不废也。
         元人对于宪宗祭天的直接记载,有顺帝时王袆所撰之《日月山祀天颂》:[④]
臣闻:惟天子得祭天,而祭天必于高邱,古之制也。圣元龙兴,肇基朔汉,遂建大号,以临天下。然国俗本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牲品尚纯,帝后[案,此处疑脱一“亲”字]之,宗戚助祭,非此族也,不得与焉。报本反始之意,可谓出于至诚者矣。
当太祖天造之始,东征西伐,礼文之事,固未暇遑。
        太宗戡金之五年,岁在戊戌,时中原甫定,即命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取曲阜太常雅乐,辇其歌工舞节与乐器俎豆祭服,至于日月山。
        及宪宗二年壬子之岁,秋八月,始即日月山以祀天,推太宗、睿宗配焉。既又用元措言,并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一代礼乐之兴,肇于此矣。当其时,群臣奏对之际,上问礼乐何始,左右以尧舜为对。则其所以立神基肇人极者,圣谟睿略,何其宏远也。按日月山,国语云哈剌温山,在和林之北,实祖宗兴王之地。古者王者祭天,则日月从祀。日居东,月居西。今天子祀天兹山,而山适以日月名,此其嘉符瑞应,开万世无疆之基者,尤可征不诬也。
        厥后,世祖定鼎于燕,首建庙室。
         成宗于国南郊肇立圆丘。
         武宗躬行祼享。
         英宗复置卤簿。
         至于文宗,爰祀郊丘。
         肆今天子践位以来,郊丘祀天,礼凡荐举,前作后述,岁辑月增,容物典章,焕然毕备,弥文之盛,无复有加。原其所自,则日月山之祀固其权舆哉。[下略]
王袆,字子充,义乌人,明初与宋濂并为《元史》总裁,然而他在元代始终未能踏上仕途,远离政治中心。元顺帝至正七年至十年(1247-1250),王袆到大都谋求入仕。[⑤]这篇《日月山祀天颂》应该是与王袆文集同卷所收的《兴隆笙颂》一样,写于他居留大都期间,目的是以文学获知于朝。当然,这些努力徒劳无功,王袆最终失望南归。
        通过文本比较,可以认为,《经世大典·礼典》大概就是王袆《日月山祀天颂》的史源。王袆文中写道,“当其时,群臣奏对之际,上问礼乐何始,左右以尧舜为对。”类似的记述亦见于《元史·礼乐志二》(见下文所引)。《元史·礼乐志》亦源于《太常集礼》与《经世大典·礼典》。王袆撰文时应该直接参考甚至抄袭了二者之一。
太宗命孔元措收太常礼乐生,宪宗时召乐工至日月山,实为二事,王袆将其混为一谈,极不严谨。也反映出他虽然在大都居留三年,但毕竟无一官半职,对典章制度的接触始终有限。
        总之,可以认为以上三史料系出同源,源头为《太常集礼》、《经世大典·礼典》。
       (二)《元史·舆服志》、《元史·礼乐志》
         这些关于冕服、音乐的记载可算是对蒙哥祭天的旁证。
        《舆服志一·冕服》:[⑥]初,宪宗壬子年秋八月,祭天于日月山,用冕服自此始。
《礼乐志一》:[⑦]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礼乐志二》:[⑧]宪宗二年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笋簴、仪物肄习。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许政、吴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赵德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帝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帝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十一日,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毕,命驿送乐工还东平。
       《舆服志》、《礼乐志》的主要史源也是《太常集礼》、《经世大典·礼典》。[⑨]以上来自二志的三条史料,皆支持1252年蒙哥祭天。
(三)传记史料
       《元史·姚枢传》:[⑩](中统)二年,(姚枢)拜太子太师。枢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以所受制还中书,事见许衡传。改大司农。枢奏曰:“在太宗世,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仍袭封衍圣公,卒,其子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乐,宪宗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至日月山,帝亲临观,饬东平守臣,员阙充补,无辍肄习。且陛下闵圣贤之后诗、书不通,与凡庶等,既命洛士杨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国家育材待聘风动四方之美。王镛炼习故实,宜令提举礼乐,使不致崩坏。”皆从之。
        这是中统年间姚枢奏文中提及了召乐工至日月山一事。此事与前述《礼乐志》相符,是蒙哥祭天之旁证。然而查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枢)神道碑》,文字却有不同:[⑪](中统)二年,(姚枢)拜太子太师。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还制中书。改大司农。公奏:“在太宗世,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仍袭封衍圣公,卒,其子与族争求嗣,为讼及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又闻曲阜有太常雅乐,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亲临观。饬东平守臣,员阙充补,无辍肄习。臣宣抚东平,尝闵先圣大贤之后诸书不通,义理不究,与凡庶等。版洛士杨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授之经而学夫礼。盍真授庸教官,以成国家育才待聘风动四方之美。又,详议王镛亦善士,炼习故实,宜令提举礼乐。庶其岁久不致崩坏。”皆从之。
        神道碑无疑是《元史》本传之最初史源。据陈高华先生研究,由神道碑到《元史》本传有三种可能。一,明初史官直接利用了神道碑。二,苏天爵编撰《元朝名臣事略》时利用了神道碑,后来明初史官直接利用《元朝名臣事略》。三,元文宗朝修《经世大典·臣事》时利用了神道碑,明初史官直接利用《经世大典·臣事》。[⑫]神道碑中,召东平乐工至日月山之“帝”,明指潜藩时期的忽必烈。而本传中加入“宪宗”二字,使后文出现之“帝”意义完全改变,召乐工至日月山、亲临观乐、命孔颜孟三族子孙学礼、令王镛提举礼乐的,皆由忽必烈变为蒙哥。
关于召东平乐工一事,尚有其它史料可以参考。《元名臣事略》卷一二《太常徐公》:[⑬]大元受天命,肇造区夏,列圣相承,未遑文治。上在潜邸,独喜儒士,凡天下鸿才硕学,往往延聘,以备顾问。壬子岁,自漠北遣使来征公,见于日月山之帐殿。上方治兵征云南,问此行如何。公对曰:“昔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又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上曰:“诚如威卿言,吾事济矣。” (《墓碑》)东平自武惠公(严实)时得亡金太常登歌乐,有旨取观。公典领以行。既见,上欲留公,公以母老辞。(《墓志》)(中统)三年,宣抚司罢,公还东平。总管严公奏:“太常登歌乐,向圣主观于日月山。既而发还。今十余年矣。乞增宫悬大乐、文武二舞,令旧工教习,以备大祀。”上可其请,就除公太常卿以主之,兼提举本路学校事。(《墓志》)
徐世隆是忽必烈潜邸旧臣,前金儒士,熟知礼乐,与此次召乐工关系密切。其墓碑、墓志中的“上”、“有旨”、“圣主”皆指忽必烈。《元史·徐世隆传》亦沿袭了这个说法:[⑭]壬子,世祖在潜邸,召见于日月山,时方图征云南,以问世隆,对曰:“孟子有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世祖曰:“诚如卿言,吾事济矣。”(严)实时得金太常登歌乐,世祖遣使取之观,世隆典领以行,既见,世祖欲留之,世隆以母老辞。……(中统)三年,宣抚司罢,世隆还东平,请增宫县大乐、文武二舞,令旧工教习,以备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举本路学校事。不难看出,《元史·徐世隆传》的史源问题与《姚枢传》类似,也对碑传资料进行了删略修改,但幸而没有像《姚枢传》那样歪曲事实。又,《元史·张孔孙传》记召乐工之事言简意明:[⑮]
世祖居潜邸,尝召乐师至日月山观之。
        姚枢、徐世隆、张孔孙皆是元初礼乐建设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传记资料证明,召东平乐工至日月山的是潜藩时期的忽必烈,而不是宪宗蒙哥。这与第二类史料《舆服志》、《礼乐志》的记载相矛盾。
        另外,《祭祀志》共叙述了宪宗蒙哥的三次祭天,除了1252年以外,还有“岁甲寅(宪宗四年,1254),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丁巳(宪宗七年,1257)秋,驻跸于军脑儿,皆祭天于其地。”[⑯]后二者在《宪宗本纪》中皆有对应的记载。而1252年日月山祭天作为发凡起例之创举,地位极其重要,在《宪宗本纪》中竟然只字未提。这是令人费解的。
        事实究竟如何,下面从日月山地望、忽必烈行迹、祭祀所用礼乐等线索进行探查。
二  日月山地望
       先考日月山地望。
历史上以日月为名之山不止一处。最著名者当属唐文成公主进藏之日月山,属祁连山脉,在青海湖东南,有人将此日月山附会为1252年蒙古祭天之日月山,学者已纠其谬。[⑰]《金史·地理志》有日月山,在西京路昌州宝山县北五百余里,大定二十年更曰抹白山。[⑱]钱大昕指此“别为一山,名同而地异”,[⑲, ]诚是。
蒙元时代关于日月山地望的史料有二则。
(一)王袆《日月山祀天颂》载:“日月山,国语云哈剌温山,在和林之北,实祖宗兴王之地。”哈剌温山,最易让人联想起《元朝秘史》中的合剌温礩都、合剌温只敦(Qara’un Jidun)。蒙古语Qara’un译言黑暗的,古蒙古语Jidun译言山脊。哈剌温只敦    

        通常指大兴安岭,这当然不符合王袆“在和林之北”的描述。
波斯语史料《史集》之《忽必烈合罕纪》提到哈剌温只敦凡二次。第一次是1256年,蒙哥合罕伐南家思时,有令,因忽必烈既患风疾,且前已出征,平定敌国,可令留家。忽必烈遂依诏,在自己的斡耳朵里,即蒙古斯坦的哈剌温只敦地方休息。[⑳]
第二次是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交战。忽必烈击溃阿里不哥麾下阿蓝答儿军之后,“他到达哈剌和林境内时,遇到了阿里不哥的全部四个斡耳朵和曲律们的斡耳朵,便把这些斡耳朵都送了回去,并在汪吉—沐涟附近过了冬。”阿里不哥派遣急使前来求和。忽必烈同意和兵。“他遣回了急使,自己也就在哈剌温只敦地方他的帐殿里停驻下来。”[21]
        《史集》中这两次提到的哈剌温只敦,显然非大兴安岭。其地有忽必烈的斡耳朵,邵循正、陈得芝皆认为在金莲川,[22]最近魏曙光博士撰《合剌温山地望新考》,认为哈剌温只敦原指大兴安岭,自1211年木华黎麾下诸部移驻漠南以后,张家口边墙以北的山岭也被称为哈剌温只敦。[23]这几位学者虽然在细节的考订上不尽一致,但皆认为哈剌温山在忽必烈漠南领地金莲川附近。
业师李治安先生在《忽必烈草原领地考》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此前,不少学者主张,忽必烈即位前的草原领地是在漠南开平金莲川。李师则指出,在贵由汗时期忽必烈在哈剌和林附近已经拥有了漠北领地,其夏营地在和林川向西六站路程、杭爱山北侧的察罕鄂伦河西岸,冬营地在忽兰赤斤以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蒙哥即位以后,命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庶事,金莲川才成为了忽必烈新的领地。李师认为《史集》中忽必烈所停驻的哈剌温只敦大体位于汪吉河上游,在忽必烈漠北原冬营地范围内或附近。[24]
        总之,无论哈剌温只敦是位于金莲川还是汪吉河上游,[25]都与王袆所说的“和林之北”不符。
        然而王袆所说的是“哈剌温山”,而没有直接说哈剌温只敦。翻检汉文史籍,“黑山”屡见于元人咏上都之诗句,[26]常与白海、青海、滦水对仗,应为上都附近名胜,亦非王袆之哈剌温山。1247年张德辉应忽必烈之召赴漠北,途经驴驹河(蒙古语Kelüren,音译又作翕陆连、怯绿连,即今克鲁伦河),见到:[27]
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汉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视之,皆苍石也。盖常有阴霭之气覆其上焉。“窟速吾”,四库本径改作“哈剌敖拉”,不知何据。姚从吾先生云“窟速吾”当是“窟剌吾拉”之缺讹,蒙古语窟剌即qara,意为黑,吾拉即ula(引者案,当为a’ula),意为山。[28]贾敬颜从之。[29]陈得芝先生认为“窟速吾”当为“窟迭吾”,对音Köde’ü,蒙古语意为荒芜不毛,Köde’ü aral(或作Köde’e aral)这一地名见于《秘史》、《元史》,音译作阔迭额阿剌勒、曲雕阿兰、阔帖兀阿阑,aral意为两河汇流之间地,实际位置在克鲁伦河与臣格尔河(《秘史》作桑沽尔河)汇合之间。[30]总之,关于窟速吾(黑山)之地理位置,学者们观点大致相同,认为在驴驹河曲,即克鲁伦河与臣格尔河汇合地附近,当是今肯特山或其一峰。在对音方面,陈得芝先生之说较前说略胜一筹,其缺点是Köde’ü之意义与“黑山”不能直接对译。或许此山有二名,qara之名乃远观其色,köde’ü之名乃近观其貌,若果真如此,张德辉“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视之,皆苍石也”的表述正与之暗合。[31]前文已证,王袆所说的哈剌温山与哈剌温只敦无法勘同。而与张德辉之黑山勘同则有可能,下一条史料又可提供证据。
       (二)《元史·宪宗本纪》载:“是岁(宪宗四年甲寅,1254),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32]根据这条史料,日月山距离颗颗脑儿不会太远。
《宪宗本纪》又载:“(宪宗七年丁巳)秋,驻跸于军脑儿,酾马乳祭天。”[33]颗颗脑儿(《秘史》作阔阔纳浯儿),蒙古语Köke na’ur,意为青色的湖。军脑儿,蒙古语Gün na’ur,意为深湖。箭内亘认为军脑儿与颗颗脑儿为异名同湖,并考订其位置在萨里川(Sa’ari Ke’er,今克鲁伦河上游西)。[34]帖木真年轻时一家人曾居于此地,首次称汗亦在此地。[35]后窝阔台汗、蒙哥汗秋季驻跸于此。[36]英国学者波伊勒译《史集》时将窝阔台驻秋之地Kösä na’ur径改作Kökö na’ur,[37]Kösä na’ur应即《元史》中“曲先脑儿”之对音。王颋明确认为“古薛纳兀儿”、“曲先脑儿”、“颗颗脑儿”、“军脑儿”、“君脑儿”、“孙脑儿”诸名为同一地,在今阿尔拜赫雷市北哈吉尔特西。[38]而《中国历史地图集》元代“岭北行省图”则比较审慎地将颗颗脑儿、军脑儿画作二湖。[39]
        曲先脑儿、颗颗脑儿、军脑儿即使不是同一湖,位置也相近,其东为克鲁伦河,北为不儿罕山(今肯特山)。《蒙古秘史》载,帖木真为蔑儿乞部人所袭,逃入不儿罕山得免,脱险后帖木真说:“对不儿罕—合勒敦山,每晨必祭,每天必祷告,教我的子子孙孙,铭记不间断!”他解带挂在颈上,摘帽挂在手上,向日跪拜九次,洒奠马奶子。[40]不儿罕山从此成为蒙古人崇拜之神山。后来,蒙哥汗在不儿罕山祭天,是乎合情理的。故日月山应是不儿罕山中的一座。[41]这与前文所述张德辉之黑山地理位置若合符契。颗颗脑儿、克鲁伦河上游、曲雕阿兰一带,是成吉思汗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域,这又与王袆说“实祖宗兴王之地”相合。
总之,日月山,即王袆之哈剌温山、张德辉之窟速吾(黑山),是不儿罕山之一峰,其南为宪宗蒙哥秋季驻地曲先脑儿。王袆称此山在和林之北,不确切,应是在和林之东偏北方向。
        三  蒙哥、忽必烈行迹
次考1252年蒙哥、忽必烈之行迹。
《元史·世祖本纪》载:“岁壬子(1252),帝驻桓、抚间。……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秋七月丙午(二十四日),禡牙西行。”[42]
曲先恼儿,即前文提到的曲先脑儿,乃蒙哥汗驻秋之地。可见1252年六月,蒙哥、忽必烈皆在其地。七月丙午即七月二十四日,忽必烈禡牙西行。而《祭祀志》云,日月山祭天在八月八日。其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则祭天者不可能是已经出征的忽必烈。
程钜夫《平云南碑》记录忽必烈出征云南之行程颇详,其中明言:“宪庙践阼之二年,歳在壬子,我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亲王之重,授钺专征。秋九月,出师。”[43]出师时间,《世祖本纪》与《平云南碑》必有一误。笔者认为后者九月出师更合理。理由有二。
        一,蒙古人最敬畏天,祭天作为蒙古本俗,不仅仅是一次宗教性活动,更是大汗的权力受上天护佑的象征,也具有团结家族成员的作用。据《宪宗本纪》,1254年“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诸王大会与祭天是前后关联的。[44]1252年也不例外,程钜夫《信都常忠懿王神道碑》载,“宪宗二年夏,会诸侯王于驴驹河之上”。[45]1252年六月忽必烈入觐蒙哥汗,即参加此次大会,出征云南大概也是在会上决定的。八月八日诸王共同参与祭天,若忽必烈不参加而在七月二十四日就出师则有悖情理;况且出师云南并不急于一时,忽必烈出师后行军不快,十二月才渡过黄河,次年四月驻六盘山,直到八月才发兵南征。1252年忽必烈参加祭天,祈求长生天保佑,之后再出师,才合于情理。[46]
二,冕服、合祭、音乐、神主牌位等汉式礼仪与忽必烈关系密切。1252年在蒙哥汗以及所有的蒙古诸王中,总领漠南事务的忽必烈无疑是对汉文化了解最多的。很难想象在忽必烈缺席的情况下能够举行汉式礼仪。
        四  日月山神主
关于1252年召东平乐工一事,通过前文对传记史料的研读可知,召乐工、观乐于日月山并问礼乐之始的是忽必烈。
另一条重要线索是《祭祀志·宗庙》提到的日月山神主、日月山版位。《祭祀志·宗庙》载:[47](至元十二年)十月己未,迁金牌位于八室内。太祝兼奉礼郎申屠致远言:“窃见木主既成,又有金牌位,其日月山神主及中统初中书设祭神主,安奉无所。”博士议曰:“合存祏室栗主,旧置神主牌位,俱可随时埋瘗,不致神有二归。”
(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甲申,告迁于太庙。癸巳,承旨和礼霍孙,太常卿太出、秃忽思等,以祏室内栗主八位并日月山版位、圣安寺木主俱迁。
此段涉及太庙神主,兹略述神主制度沿革。元朝太庙祭祀,始于中统元年(1260),设神主于中书省。这批神主,后一度曾安放于圣安寺,至元元年(1264)奉安入新建成的燕京太庙。至元三年(1266)太庙由七室改为八室,命刘秉忠考古制为栗木神主八位。至元六年(1269)国师做佛事,又造木质金表牌位十六位。[48]
引文中,至元十二年(1275)太祝兼奉礼郎申屠致远所提到的“木主”指至元三年刘秉忠所造栗木神主,“金牌位”指至元六年所造木质金表牌位,此二者是当时太庙中使用的神主牌位;而“日月山神主”与“中统初中书设祭神主”当时已经废弃不用,无处安奉,太常博士建议将它们埋瘗。从后文看,埋瘗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至元十七年(1281),大都太庙建成,诸神主由燕京太庙迁入大都太庙。引文中提到的“祏室内栗主八位”即至元三年刘秉忠所造栗木神主,“圣安寺木主”即中统初中书省神主,而“日月山版位”即申屠致远所说的“日月山神主”。
日月山神主显然是1252年祭天时所用的。据《太常集礼》记载,“壬子歲(1252年)日月山祀昊天上帝,神位一;太祖皇帝、睿宗皇帝配,配有二位。”[49]从神位看,只有昊天而没有后土,故《祭祀志》、《经世大典》等史料中“合祭昊天后土”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这三个牌位上所写的名称值得留意。既然这来自东平,是汉地传统的礼制,那么牌位上不太可能书写蒙古文,而应该是汉文。以汉文书写“昊天上帝”自然没有问题,而此时蒙古尚未采用汉式的谥号庙号,成吉思汗、拖雷的神主上写的是应该是与当时汉文文书里的相同,即直译自他们蒙古语称号的“成吉思皇帝”、“也可那颜”;[50]或者直接采用亲属称谓“皇祖考”、“皇考”,如同忽必烈即位后初创太庙时那样。1252年祭天用冕服、音乐、神主、以祖宗配,皆是汉地礼仪,由东平进献。祭天结束之后,东平乐工被遣返,神主大概也被带回汉地。蒙哥汗祭天再未使用汉地的冕服、音乐、配祖宗神主之礼仪,甚至忽必烈在位期间亦几乎未使用。可见这些汉地礼仪与蒙古本俗祭天似有不相容之处,故蒙古人浅尝辄止。另一方面,如果日月山神主留在蒙哥汗廷,1259年蒙哥汗死于攻宋前线之后,神主必然落入驻守汗廷的阿里不哥手中。相反,日月山神主出现在了忽必烈所建的太庙中。
总之,我们可以认识到,忽必烈与日月山祭天中所用的汉式礼仪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  结论串联起来,诸史料的龃龉盖可得解。下面按时间顺序梳理一下1252年祭天的前前后后。
1252年春,忽必烈驻跸桓、抚间。(《世祖本纪》)
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笋簴、仪物肄习。
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礼乐志》)
六月,忽必烈至曲先脑儿,觐见蒙哥汗。(《世祖本纪》)
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忽必烈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忽必烈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礼乐志》;姚枢、徐世隆碑传)
八月八日,蒙哥汗率诸王祭天于日月山。(《祭祀志》、《经世大典》)
八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合祭昊天后土于日月山,始大合乐,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礼乐志》、《祭祀志》)
祭毕,驿送乐工还东平。(《礼乐志》)
九月,忽必烈出师。(《平云南碑》)
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主持者确是宪宗蒙哥,作为藩王的忽必烈也参与其中。
八月八日是蒙古本俗的祭天,维持了外族不得参与的原则,并没有让汉族礼乐人员参加。
汉族礼乐,则完全是汗弟忽必烈进献给蒙哥汗的。考虑到忽必烈移驻漠南仅一年,对汉文化了解不会太深,礼乐最初应该是东平的儒士、乐工提议进献的。忽必烈将礼乐献给蒙哥汗,具有进贡的性质。八月七日忽必烈观看了乐工的“预演”。八月十一日(或十二日),蒙哥汗观看了汉式祭天礼乐。大概蒙哥汗并不满意,之后就将乐工送回东平,再未召用。
另外提一下,这次的汉族礼仪中,祭昊天上帝,以成吉思汗、拖雷配享,但是并没有祭后土。
这大概就是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真相。
1252年日月山祭天,对宪宗朝的礼仪祭祀制度并没有造成多少直接的影响。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宪宗本纪》失载此事。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每年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罕往漠北,蒙古式祭天遂改在上都举行,日月山祭天停止。
到文宗朝(1328-1332),文宗热衷汉族传统礼仪,尤其重视郊祀,成为蒙元帝国第一个亲郊的皇帝。为了给自己的郊祀活动寻找历史依据,文宗将1252年日月山祭天抬了出来。文宗对日月山祭天的抬高体现在了文宗朝官修的《经世大典》中,这正是《元史·祭祀志》、《元史·礼乐志》的主要史源。这些史料将宪宗蒙哥认作日月山祭天的主持者,是不误;然而认为是蒙哥召乐工、用冕服、合祭、配祖宗神主,则不准确。
这些不准确的表述,可以理解为《经世大典》编修官对史料的误读。但其中或多或少蕴含着有文宗的政治取向。率意言之,似乎文宗有意夸大日月山祭天作为元朝郊祀乃至礼制之渊薮的地位。毕竟,元朝礼制在世祖朝才开始逐步建立,而在祭祀制度中,郊祀又实行最晚。这与汉地传统尊天郊祀的观念正相反。文宗宣扬文治,推崇汉地传统礼制,他将年代久远的日月山祭天抬出,又将此事中的历史细节掩盖起来,使事件整齐划一,这是制造政治宣传品的常见手段。
元顺帝时王袆撰《日月山祀天颂》旨在歌颂元朝典制之盛,以翰墨谋仕途,故而着重文学辞藻的铺陈,至于累朝史实大抵抄袭《经世大典》,行文并不严谨。当时,作为国家祭祀的日月山祭天已停断近百年,王袆对日月山的了解有限,因此会有“在和林之北”这种含糊不确的说法。至于王袆“一代礼乐之兴,肇于此矣”、“开万世无疆之基”、“原其所自,则日月山之祀固其权舆哉”等溢美之词,大抵是沿袭了《经世大典》的口径而有所发挥。到明初,王袆成为了《元史》总裁,这种评价更是被延续了下来。
总之,1252年日月山祭天的意义,只有在整个元史的时间跨度上才能显现出来。它对元史的重要性不在于当时当下的直接效力,而体现为它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对元中后期的影响。
[作者马晓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为李治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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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郊祀上》,第1781页。
[②]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页1780。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元史探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页74-119。
[③] 《经世大典·礼典总序·郊祀》,《元文类》卷四一,四部丛刊本。
[④] 王袆:《王忠文公集》卷一二《日月山祀天颂(并序)》,金华丛书本,页23a-25b。
[⑤] 陈高华:《〈元史〉纂修考》,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此据氏著《元史研究新论》,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444页。
[⑥]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冕服》,页1935。
[⑦] 《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4页。
[⑧] 《元史》卷六八《礼乐志二·制乐始末》,第1691-1692页。
[⑨] 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元史探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4-119页。
[⑩] 《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第3713-3714页。
[⑪]《元文类》卷六〇;亦载《牧庵集》卷一五,四部丛刊本。《元名臣事略》卷八《左丞姚文献公》亦录此段文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1页。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六《雪斋书院记》述姚枢此一事迹,与神道碑大致相同。三怡堂丛书本,第6a页。
[⑫] 温岭(陈高华):《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⑬]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太常徐公》,第251页。
[⑭] 《元史》卷一六〇《徐世隆传》,第3769页。
[⑮] 《元史》卷一七四《张孔孙传》,第4067页。
[⑯]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郊祀上》,第1781页。
[⑰] 芈一之:《散论章吉驸马及其他——治史杂谈》,《芈一之民族历史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71-172页。
[⑱]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第567页。案,金宝山县即今河北沽源九连城附近,其北五百余里是锡林郭勒草原,并无大山,东北方向五百余里则为大兴安岭。
[⑲]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六《元史一》,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11页。
[⑳] 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第285页。余大钧译《史集》第二卷,第288-289页。英译本,第425页。
[21] 余大钧译《史集》第二卷,第298-299页。英译本,第429页。
[22] 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第81页;亦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85-286页。陈得芝:《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蒙元史研究丛稿》,第330页。
[23] “元后期政治与社会”学术讨论会论文,阜阳,2011年10月8日-10日。
[24] 李治安:《忽必烈草原领地考》,《史学集刊》2005年第7期。
[25] 学者们有两种不同见解,主要因为《史集》对时间、地点的记载比较模糊。据《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元年“十月戊午(二十四日),车驾驻昔光之地。”屠寄指昔光即汪吉之讹,诚是。“十二月乙巳(十二日),帝至自和林,驻跸燕京近郊。”这两则史料是考订哈剌温只敦的重要参照物,学者们皆有引述。笔者在此大胆地提出一种可能性:哈剌温只敦有没有可能在燕京附近呢?理由是,蒙哥即位后忽必烈领地移至漠南,金莲川是夏营地,则冬营地应在更南,燕京是合理的选择。史料中可见,1259年冬忽必烈驻燕京近郊,[25]此后若无特殊情况忽必烈冬季皆驻跸燕京一带,之后燕京改为中都,最终成为大都。燕京地位的逐步升级,追根溯源恐怕就是1259年开始忽必烈将其定为了冬营地。从这个角度看,那个有忽必烈斡耳朵的哈剌温只敦,应该就在燕京附近。王恽《黑山秋霁》诗中有云:“我度居庸关,天峡四十里。巉巉积鐡色,两势苍壁倚。何由铲叠巘,一撮峙燕几。长令幼舆心,喜溢秋壑底。”(《秋涧集》卷五,四部丛刊本,页18b-19a)从内容看,王恽描绘的是居庸关以北的黑谷。自忽必烈开始,元朝皇帝每年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交通路线共有四条,其中黑谷路是皇帝两都巡幸的专用路线,除扈从人员外,禁止普通官员与客商通行。(参尹自先《元代黑谷路探——兼谈张家口地区古道 》,《张家口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默书民《两都之间及以北地区的站道研究》,《元史论丛》第十二辑,第146-145页)。黑谷路对于元朝皇帝似有特殊的意义。黑谷路沿溯数条河流,蜿蜒穿过燕山山脉,不仅风景奇秀,而且“水草茂美,牧畜尤便”(王守诚:《题上京纪行诗后》,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金华丛书本,第5页b)。据王恽,我们可知此地亦称黑山。此黑山或许可与《史集》中忽必烈所停驻的哈剌温只敦勘同,是燕山的一部分,借指忽必烈的冬季驻地,具体当为黑谷路之黑河、白河河谷。对于学者们的前二种见解,笔者不敢妄加否定,此处仅仅是提供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许可备参考。
[26] 如,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凯乐歌词曲·金莲川》,知服斋丛书本,第6a页:金莲川上水云间,营卫清沈探骑闲。镇西虎旅临青海,追北龙骧过黑山。陈刚中《开平即事》,《皇元风雅》后集卷二,四部丛刊本,第10b页:天开地辟帝王州,河朔风云拱上游。雕影远盘青海月,雁声斜度黑山秋。龙冈上绕三千陌,月殿香飘十二楼。莫笑青衫穷太史,御炉曾见衮龙浮。胡助《纯白斋类稿》卷八《滦阳述怀》,金华丛书本,第9b-10a页:翰苑何曾纪圣谟,滦阳万里一身孤。秋风起处黄榆落,夜雨尽时青草枯。雪压黑山屯戍帐,云飞白海猎围图。属车来往常亲见,神武开基自古无。同书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页9b:朝来雨过黑山云,百眼泉生水草新。长夏蚊蝇俱扫迹,葡萄马湩醉南人。吴师道《吴正传先生文集》卷八《次韵张仲举助教上京即事》,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第171页:翼翼行都岁幸临,名王诸部集如林。毡车满载彤庭帛,宝马髙驮内府金。暮散歌呼滦水上,夜腾光气黑山阴。世皇谟畧真宏逺,共感湛恩到骨深。《至正集》卷一八《和谢敬德学士入关至上都杂诗》,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第111页上:长日官曹似马曹,丝桐时得事吟猱。救时乏策当投绂,遣兴成诗敢夺袍。白海波随秋雨涨,黑山云压晚虹髙。清尊常满朋簪盍,谁道驱驰我独劳。王恽《秋涧集》卷一四《奉送平章赵公赴阙庭之召,少答省檄见招之意云》,第14b页:龙斾南还沸捷音,汉台凝望几登临。洗兵未用挽天汉,入梦应知有传霖。暖日睛消青海雪,春风重扫黑山阴。君王若问来归策,为说虞皇待象心。
[27] 张德辉:《纪行》,王恽:《玉堂嘉话》,杨晓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5页。
[28] 姚从吾:《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文史哲学报》第11期,1962年9月,第1-38页。札奇斯钦又补充说,“窟速吾”或许是“哈剌温”之音转。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七):辽金元史论文(下)》,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第321页。
[29]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4页。
[30] 陈得芝:《赤那思之地小考》,《元史论丛》第六辑,1997年,第224-226页。
[31] 关于“窟速吾”的对音,目前的观点皆须改一二字方可完成,似乎难称完美。若不改字,查当时的蒙古语地名,可与窟速吾对音者有küse’ür,《秘史》作“古泄兀儿海子”,《圣武亲征录》作“曲薛兀儿泽”,湖名,乃怯烈部王汗驻夏之地,《史集》谓其地近成吉思汗营地。陈得芝先生认为应在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南不远,可能在今曼达勒戈壁北。(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蒙元史研究丛稿》,页230)然史料记载模糊,难以准确定位。与张德辉所见的黑山应该不远。张德辉不通蒙古语,或许将küse’ür误记为黑山的蒙古语名称。姑书于此,或可备方家采撷。
[32] 《元史》卷三《宪宗纪》,第48页。
[33] 《元史》卷三《宪宗纪》,第50页。
[34] 箭内亘:《蒙古库利尔台(即国会)之研究》,氏著,陈捷、陈清泉译《元朝制度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页73-75。《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第166页。
[35] 《蒙古秘史》,第89节,第122节。
[36] 箭内亘:《元朝斡耳朵考》,氏著,陈捷、陈清泉译《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70页,第72页。
[37]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91页。英译本,第329页。
[38] 王颋:《“大蒙古国”时期的斡耳朵》,《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第233页。
[39]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40] 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
[41] 1925年,符拉基米尔佐夫在肯特山发现元代祭场及祭器遗存。符拉基米尔佐夫:《乌兰巴托和肯特地区的民族学—语言学调查》,《北蒙古史》第二册,列宁格勒,1927年,第1-24页。转引自陈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载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第2页。
[42]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58页。
[43] 《雪楼集》卷五,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第239页。亦载《元文类》卷二三。
[44] 《元史》卷三《宪宗纪》,第48页。
[45] 《雪楼集》卷七,第321页。
[46] 池内功亦认为忽必烈参加了这次祭天。《フビライ朝の祭祀について》,第59页。
[47] 《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宗庙上》,第1833页,第1835页。
[48] 《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宗庙上》,第1831-1832页。
[49] 《永乐大典》卷五四五三,第2504页下。
[50] 大蒙古国时期汉文文书中的“成吉思皇帝”之用例,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拖雷早卒,其名号迄今未见于汉文文书,然《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皆言拖雷死后人们避讳其名,而用其蒙古语称号“也可那颜”代之。至元十八年(1281)镇江大兴国寺碑记中,追溯太祖时事,仍称拖雷为“太子也可那延”。《至顺镇江志》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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