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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东四旗”的历史变迁
发布日期:2015-12-24 来源:蒙古族文化网 点击:261

    80年前设置的“绥东四旗”,位于内蒙古中部地区,是个民族杂居区。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绥东四旗”的历史变迁,堪称绥远地区蒙汉民族史的缩影。

    一

    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举兵攻打漠南蒙古败北,降清后该部被迁至现如今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部和锡林郭勒盟南部一带,编为察哈尔八旗,其中右翼四旗为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1914年,北洋政府在内蒙古设置了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区,右翼四旗划归察哈尔特别区,实行分割统治。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热、察、绥3个特别区改为行省。1935年,又将察哈尔省所辖的右翼四旗划归绥远省,史称“绥东四旗”。

  察哈尔八旗是总管旗,与蒙古王公世袭的札萨克旗不同,是由朝廷委派总管管理蒙古叛乱部落,其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佐领、审理员以及笔贴式等官员均由清政府管理少数民族的理藩院委派。总管旗的旗兵主要是镇守边关,遇有战争,开赴前线作战。右翼四旗的旗兵编制为:正黄旗18.5佐(苏木)、正红、镶红、镶蓝旗各12.5佐。每佐有护军35名,称正兵;马甲35名,称副兵,共70名。各旗还设捕盗官1名,带旗兵20名镇守旗境长城各隘口。总兵力保持在3900多人。

    清统治者对蒙古族人民不断压迫、剥夺,人民苦不堪言,特别是征兵不断。咸丰年间,从察哈尔八旗征调2000名兵丁,镇压回民马化龙起义;同治元年(1862年),蒙古都统僧格林沁从右翼四旗征兵2000名,镇压捻军起义;光绪二十年(1894年),从四旗征兵1000名,镇压义和团运动、保驾慈禧太后西逃。这4次大规模征兵带来极其沉重的后果,造成劳动力锐减,畜牧业生产衰萎,人民生活更加贫困。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朝战败,与西方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大量赔款,史称“庚子赔款”。右翼四旗以土地顶白银,正黄旗赔偿500顷;镶红旗赔偿250顷;镶蓝旗赔偿250顷,总共1000多顷,供洋教堂使用30年。正红旗扣除旗官兵2年的饷银,共赔偿1.5万两。这些土地和饷银是蒙汉族农牧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和保命钱。

    当时清廷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朝野一筹莫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启奏:“长城北察哈尔、土默特之土地肥沃千里,如开垦则对国家经济有益。”光绪帝将此作为救命稻草,随即下诏放垦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13旗和察哈尔八旗草场,历时7年之久。经丈放(丈量放垦的意思)右翼四旗的草场失去19952倾6亩,清政府从中搜刮押荒银和强迫失去草场的牧民集资购买牧场银共71.89万多两,用来弥补财政亏空。畜牧业进一步受到严重破坏。

  随着蒙旗草场的开垦,定居种地的蒙汉族农民越来越多,清政府为加强户籍管理,除了保留总管旗外,在察哈尔右翼四旗设置了丰镇、宁远(今凉城)、陶林、兴和4厅(相当于县),专门向蒙汉族农民征收赋税,农民受到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剥削。


  二

  1914年3月,北洋军阀政府在四旗辖区设立了兴和、丰镇、集宁、陶林、凉城5县,形成了“旗县并存”“一地二主”的格局。这是统治四旗的严重步骤。

  为解决军阀混战的军饷,北洋军阀政府继续在内蒙古地区大规模放垦蒙古族人民土地,察哈尔八旗的土地被基本放垦殆尽,蒙古族牧民又一次失掉仅有的草场,迁徙到贫瘠之地放牧,畜牧业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国民政府在绥东四旗继续维持“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双重政权,人为制造民族隔阂,加深民族矛盾.

  抗战时期,“绥东四旗”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内蒙古推行“满蒙政策”,把“征服满蒙”放在首位。1937年10月,日本利用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简称德王),拼凑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41年改称“蒙古联合自制邦”,即“蒙疆政府”。“绥东四旗”隶属伪“蒙疆政府”巴彦塔拉盟管辖。日本侵略者对“绥东四旗”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大肆搜刮掠夺矿产和农畜产品,对抗日军民采取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使蒙汉各族人民更加贫困,难以生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绥东四旗”的“旗县并存”政策,把正红旗、正黄旗的大片土地划归集宁县,引发了土地纠纷和民族矛盾。1947年至1948年,蒙古族群众多次选派代表,向绥远省当局请愿,要求解决土地问题,但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在北洋军阀、国民政府的民族压迫和日伪殖民的统治下,“绥东四旗”的蒙古族人口由4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人,有的死于战乱,有的死于贫困,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三

   1949年9月,绥远和平解放,蒙汉各族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绥东四旗”沐浴着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阳光,他们化解了反动统治者制造的民族隔阂,蒙汉各族人民团结建设家园。

    中共绥远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决定“绥东四旗”和各县暂实行双重领导,协作办公,加强团结,稳步前进的过渡政策。省人民政府广泛地向蒙汉各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废保建政工作。1950年6月21日发出《关于民族政策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政府要保护牧场,保护牧业,改革蒙旗税制;9月7日发出《关于废保建政工作的指示》,废除了国民党基层的保甲制度;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各级人民政府。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蒙汉各族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了,民族隔阂逐渐消除,民族关系得到改善,结束“蒙汉分治”的条件成熟了。

   “绥东四旗”于1952年11月召开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会上代表们历数双重政权的弊端,大多数群众同意成立绥东四旗中心旗人民政府。1954年1月,绥远省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关于结束绥东“旗县并存”问题的决定》。同年3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结束绥东“旗县并存”的划界方案的命令》,决定撤销陶林县建制,将原绥东各旗与各县毗连的部分地区作合理调整,划出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其余地区划归各县管辖。

  为做好划界工作,成立了由集宁专署、东四旗中心旗、集宁、卓资、兴和等县的干部组成划界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董毅民(副专员)、副主任委员为官布色楞(东四旗中心旗长),委员由各旗领导干部担任,下设划界勘察工作小组。划界委员会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一年认真细致的工作,完成了划界工作。到1955年春,绥东双重政权基本得到了解决,蒙汉各族人民都很满意。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绥远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成果,为民族团结,完成统一的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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